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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终，今年 1 月，美国公民自由联盟、美国宗教学会、美国大学教授协会和美国笔会中心代表我提起诉讼，质疑政府的行为。在法庭上，政府律师承认，他们无法证明我与任何恐怖组织有任何联系；政府只是通过撤销我的签证采取了“审慎”措施。即便如此，政府仍坚持认为重新考虑我的签证的过程可能需要数年时间。联邦法院——它发布了一项裁决，承认我一直是恐怖主义的直言不讳的批评者——拒绝了无限期的推迟。6 月，它命令政府给我发签证，否则解释为什么不给我发签证。

9 月 21 日，我终于收到了期待已久的解释。美国大使馆的信函告知我，我的签证申请被拒，这也终结了自从我的原始签证被吊销以来流传的谣言。经过长时间的调查，国务院没有指出任何可疑关系的证据，没有与恐怖分子会面，也没有鼓励或鼓吹恐怖主义。相反，国务院指出我向两个为巴勒斯坦人民服务的人道主义组织（一个法国组织及其瑞士分会）捐赠了 940 美元。我应该指出，调查并没有揭露这些捐款。正如国务院承认的那样，两年前，当我重新申请签证时，我亲自向他们通报了这一信息。

美国大使馆在信中声称，我“理应知道”这些慈善机构向哈马斯提供资金。但我的捐 财务数据 款是在 1998 年 12 月至 2002 年 7 月之间进行的，而美国直到 2003 年才将这些慈善机构列入黑名单。我怎么可能在美国政府知道之前就理所当然地知道他们的活动？我向这些组织捐款的原因与无数欧洲人（当然还有美国人）向巴勒斯坦事业捐款的原因相同：不是为了资助恐怖主义，而是因为我想向急需帮助的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。然而，经过两年的调查，这是拒绝我的签证的唯一解释。我仍然觉得难以置信。